第二十七章 黑与红 (第3/3页)
邮电局打电话来，说明天起给咱加派两个投递员！今天的信实在扛不动了！”
陈建国捏着那根烟没抽，眼尾扫过墙上的订报统计表。
《合肥晚报》复刊后印数一直稳定在八千份，昨天加印到一万二，刚才印刷厂又来电话，说零售点的报贩子把明天的配额都订光了，催着再加印三千。
“张主编！陈大编辑！街面上都传疯了！”
翟影翻着读者来信，突然笑出声。
“百货大楼门口的报摊，今早六点就排起队，以前卖三天的量，现在一上午就空了。”
张副主编的手指在省报理论版的评论上敲了敲，语气却松了：“省供销社刚才来电话，说要给全系统订报，让职工‘学习讨论’。他们订了两千份，直接把明天的加印额度占了一半。”
“不过最重要的是~”
翟影从抽屉里抽出一本《安徽文学》，指着1979年第8期的“卷首评论”。
“连《安徽文学》的周明周主编都为他站台了。”
...
“当许成军的《秤星照春风》在《合肥晚报》掀起讨论热潮时，我重读了三遍原稿。这篇不足三千字的短文，像一柄精准的枣木秤，一头挑着个体经营的微光，一头挑着时代转型的重量，在1979年的文学版图上，称出了“改革”二字最本真的分量。
《秤星》的了不起，在于它避开了改革题材常见的宏大叙事，却让每个细节都成为时代的注脚。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恰是当下文学最需要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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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在时代禁区里开辟道路？《秤星》给出了答案：不回避矛盾，却用生活的温度软化锋芒。当老周把“为人民服务”的蓝布摊开在秤盘旁，个体经营的微光与集体主义的底色竟达成了奇妙的和解。这恰是1979年中国最真实的精神图景：既渴望突破束缚，又眷恋安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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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更多作品还在伤痕里徘徊时，《秤星》已带着泥土的芬芳，为改革文学标出了新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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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评论一出。
《称星》自此在改革文学里有了位置。
陈建国、张启明看完沉默半晌，还是陈建国先开了口。
“这合肥的风啊，定住了！”
“明天我亲自去给许成军送读者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