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寒风吹落满地的繁花 (第1/3页)
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曾国藩云：“发上等运，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那他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帆船，摇摇欲坠地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上，注定无法到达彼岸。人生也不可能事事一帆风顺，也别奢望有贵人相助。扬起生命之帆，朝着那个属于自己的港湾，向前方坚定不移地远航吧！就像家乡那一条小溪，涓涓细流，川流不息，相信总会有一天能拥抱大海。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三年的高中幸福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即将进入高考倒计时阶段。这三年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我感觉即使临近毕业还像盲人过河——摸不着边，自己心中没有底，就这样虚度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直到有一天，老师提醒我们诸位大侠，这一学期结束后大家就要各奔前程了。
心一惊有些痛，什么各奔前程了，难道就这样我们要天涯各一方吗？可我分明感觉还在昨天，这每天早晨琅琅的读书声，隔壁班还在唱着《童年》，怎么说毕业我们就可以毕业了呢？
我用手指恨恨地捏了一下大腿，不错，有些痛，不是白日作梦，老师说的是真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了，强忍着内心的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们还有几十天就要各奔东西了，也就是说，如果考不上的话，我就极有可能去农村生活了。
我一个从农村出生的小毛孩，虽然生在农村，但自小却没有干过几天农活，一直跟着父亲在外读书，几近一个白面书生，说是书生却没有半点书香气息，自己也知道“腹内原来草莽”。也没有掌握半分农活的技巧，真要去干农活的话，肯定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如果真要我从此丢下书本，去干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去讨米才怪。
寒来暑往，春夏秋冬，我一个没有学会生存技巧的人，又如何能扛起锄头，去那几分薄田刨食，土房青瓦遮风雨。况且，我还没悟到书本上的智慧，也没有掌握这农家的生存法则，手无缚鸡之力，又无三寸不烂之舌，这不是要人性命吗？
如果又回到原点，那我还出来读书打拼十余载，仅仅是为了能认得自己的姓名，计算简单的数字而不被人宰杀？难道就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就是我一辈子想要的憋屈生活？
十余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昔日的汗水就要白流。我难道会甘于被命运摆布，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刨食人？不，决不，我内心在呐喊。我又想起了那悲惨的过往，心还在隐隐作痛。
那天周末回家，母亲安排我和余林一起跟她去送公粮，当时的政策规定，对于分田到户的农户，需要完成一定的公粮任务。于是我与弟余林一起，跟随着送粮大军，到附近的仁村所在地的一个县级粮库送粮。
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头小子，还是一个小屁孩，人还没长高，却要跟随生产队的一帮叔伯阿姨、哥哥姐姐们去送粮。一担几十斤的稻谷压在幼小的肩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父亲在外工作，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帮衬母亲。即使回家，周末也要到大山里面砍柴挑回家，家里才不会断炊。
家里没有多余的劳力，母亲把心一横，要我们兄弟俩也担起生活的重负。这一来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二来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耐力，接受一下生活的洗礼，也体验一下生活的残酷和不易。
母亲提出让我们兄弟跟随她一起去送粮，声音很小，既怕我们不愿意，也怕真委屈了我们。她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还那么小，就要他们过早地承担生活的重负，似又有些不太忍心。余林天生就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虽比我这个做哥的小两岁，但在干农活方面比我这个做哥的人老道得多。
余林听说是去送粮，就二话没说马上就答应了下来。我见他都没意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这样，送粮这件事就算我们兄弟俩承担了下来。
用箩筐挑几十斤的粮食，对于余林来说可是小菜一碟，可对于一个从没有经过生活太多磨难的我来说，可是雪上加霜。挑着这几十斤重的稻谷，我每走一步脚就像灌满了铅一样异常沉重，每挪一步都异常艰难。
母亲看着我满脸通红而又爱莫能助，而她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好像还轻松自如。她只是不停地安慰我，如果难受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再走，要不然，等她把粮谷送到粮站再来接我。
我涨红的脸摇着头坚定地说，不，我能扛住，再咬咬牙就快要到了。我的肩上磨起了泡，脚板也起了血泡，每走一步都有切肤之痛。全身都湿透了，衣服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带着擦汗用的洗脸巾全部被汗水浸透了。
余林倒是轻松，看着我如此难受，余林说，哥，你在后面休息一下，我尽量走快一点，等会我来接你如何？我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呢，还是一起走吧。就这样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在心里反复安慰自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马上就要到了，再扛一会儿，胜利就在前面，曙光就在面前。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就这样硬扛着把这担稻谷送到了粮站。
到了粮站，自己一下子瘫倒在地，嘴上直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母亲看着我自己的脚和肩膀被磨出血泡，她的心有些痛，轻轻地问我痛不痛？我咬着牙说不痛不痛，男子汉怕什么痛呢？
母亲笑了笑，说你真不是做农活的料。你看你弟比你强多了，一点也不觉得吃力，还是努力读书吧，真的做农活的话，你小子连自己也养不起，还说养家糊口呢，不饿死才怪？我强颜欢笑，看了看远方，真的感到有些无助和悲伤。
知女莫若母，知子莫若父，没有谁能像母亲那样懂我。我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哪像余林，一担几十斤重的稻谷，他挑起如履平地，毫不费力，就像平时走路一样谈笑风生。
我望一望余林，想从他身上找到有什么特异功能的地方，可除了他一身臭汗，什么也没有发现。同是一个母亲生的，怎么差别那么大呢？
我有些恨自己，更有些担心。果真回到农村，我又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我暗暗思量，除了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了。
六七十年代，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产队按照计划要安排农户，每年要向县食品公司交纳一定数量的生猪，而食品公司可以按优惠的价格，按重量给予上缴的养猪户一定的资金补助。
那一天，我和余林早早地起床，跟随着父亲、母亲以及我家走得比较近的远房亲戚老蔡，父亲与老蔡用猪架子抬着一头被捆在架子上的猪，那头猪足有二百来斤重。为了减轻负担，父亲还请了一位邻居老何帮忙，抬累了的话可以有人手换一换。毕竟离我家离县城食品公司有二十里路远，这么远的路，三个人轮流抬着一头二百来斤重的生猪，其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这么远的路程，就是平时走路也觉得不易，何况要抬着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呢。我与余林因为年纪小，明显帮不上忙，别说帮忙，不帮倒忙就算好了，这路途遥远，平时就是走路也觉得头昏脑涨。
父亲、老蔡和老何轮流上阵，好不容易才把这头猪抬到目的地，看他们累得满头大汗，更觉得生活的艰辛与苦涩。到了那找到工作人员，父亲毕恭毕敬地向一名过秤员递了一支烟，并帮那人点上火，一脸的笑容。
这包烟是去的路上父亲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的。父亲本不抽烟，但又要找人办事，在烟摊前徘徊了老半天，最后一咬牙才忍痛买上的，花了父亲好几角钱，父亲为此心疼了好久。如果不去求人办事，他是绝对不会浪费这几角钱的。
食品公司的人自然很牛，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猪肉凭票供应，购肉要在食品公司供应点上，他们自然有生杀大权。可以给你肥肉，也可以给你瘦肉，也可以卖给你一些骨头，全凭他们说了算。在那时，这些部门简直就是肥缺，谁都想往里挤，家里没有硬的后台，想到这儿谋一个职位，难啦。
在生猪收购点上，他们的权力更加显赫，在这里他手上有权决定少给你几块钱乃至十多块钱。他金口玉言，少扣你十来斤“水”，让你赚得盆满钵满，多赚一二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事儿。
因为这上缴生猪，不仅是政治任务，而且还有很大的利益关联。他金口一开，可以扣除这生猪来时吃的几斤或十来斤饲料，再计算生猪的净重量，农村就把它叫“除皮”“除水”。
也就是每头生猪在计算净重量时，或多或少要扣除几斤或十几斤水分。因为在来之前，要给猪喂饱才上路，所以，在上缴生猪时，就要扣除相应的水分。于是，过秤的计算员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决定权。
父亲满脸堆着笑脸，生怕一不小心得罪眼前的这位大员，而被白白扣除好几块救命钱呢。但这位过秤员大叔一脸的严肃，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不管父亲如何求他，冷冷地从口里蹦出几个字让父亲和母亲胆战心惊。
“扣除十二、三斤水，这个猪还没达到上缴的标准，你们就抬回去再养十天半个月才来吧。没达到要求，我也没办法。”那人黑着脸无情地说。
“能不能少扣几斤水？扣个三五斤水，这猪上缴也就达标了，我们也完成任务了。那请您高抬贵手，关照关照一下吧。”父亲小心翼翼地说。
“少扣除几斤水？你以为国家的东西就可以这样糟蹋呢？你这叫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我可不干这种损公肥私的事情。”那人悻悻地说。
父亲一听这话就急了，当即反驳说：“我这叫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同志，你知道吗？为了送这头猪上缴给国家，我们几个人起早贪黑，赶了二十多里路，累得连喝口水的机会都没有。到你们这里还被你训斥为挖社会主义墙角，我挖了社会主义什么墙角了？你不收也就算了，请你要尊重我们的劳动，你知道我们农村人养一头猪有多不容易吗？”父亲一听那人居然用侮辱的口气对待他，火气也上来了。
“你容易不容易关我屁事？有本事你来坐我这个位置才说话。我这人就是喜欢公事公办，不讲私情。话说得好听还好，惹毛了老子就扣除你十三斤水，这猪重量不达标也怪不得我，你们抬回家吧，这猪我们不收了。”那人阴阳怪气地说。
这二十多里地，来时就用了两三个小时，累得三位壮汉气喘吁吁的，这万一不收，又要把猪抬回家饲养的话，岂不要人性命？这时三人就拼了老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别说要抬回去，就是空手走回家也觉得累得够呛呢。母亲一看情况不妙，忙向父亲使了一个眼色，父亲便不再吭声。
“干部同志，我家男人不会说话，您大人有大量，您就原谅我们一回。昨天我们夫妇为家里的琐事吵架了，他心情不好，说了冲动的话，今天多有得罪，请您高抬贵手。这样吧，我们家离县城有二十多里，如果真要扣除这十多斤水的话，这猪就不能上缴了。真要又抬回家的话，那怎么得了？这样吧，您老看我们农村人不容易的份上，少扣几斤水，达到上缴生猪重量的标准就行。这样您既执行了政策，又照顾了我们农村人，这两方面也讲得过去，就算求求小叔叔行行好吧。看在我家有老又有小的份上，给我们一个机会，好人终有好报。”
母亲一手扯着我，另一只手扯着余林，我们兄弟俩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母亲又赖着性子，与那人磨了老半天。又悄悄地往他口袋塞了两包香烟，那人才勉强同意母亲的要求。他见母亲说得合情合理，又看母亲挺会来事，便答应不再退回，于是，事情才有转机。
那人开好票把票递给了我母亲，母亲千恩万谢，几乎是感动得有些流泪。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走到一个窗口，凭发票领回了一沓票子，事情总算办好了，一行人才匆匆地往家里赶。
回家的路上，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脸色铁青，长时间低头走路一言不发。在他学校的一亩三分地，父亲自然可以一言九鼎，可超出他教书育人的范围，他也只能低头做孙子。看着他那无助的样子，母亲也很心痛，尽量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生怕触碰这个伤疤而让父亲难堪。
我和余林本想要求父母去街上买点好吃的，见父亲脸色阴沉一声不吭，也知趣地不再说话。生怕父亲发起火来，屁股挨上重重的几巴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一行人不再说话，大家只顾埋头赶路，心情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那一阵狂风和闪电那样的无奈与迷离，心如履薄冰又似被撕碎得支离破碎。
回家以后，我一声不吭，只是在本子上把“读书”二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完又撕，撕完又写，足把刚买的一个作业本撕了大半本，然后倒在简陋的床板上蒙头就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镌刻着生活的艰辛和冷漠，我知道没有谁能伴着我颠沛流离，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没有之一。
那一年，我跟着我们村的一帮小伙伴，还有一帮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姐姐，相约去县城食品厂去打零工。因为是假期，也想去打工攒几个钱，以便开学上学有零用钱。
我知道自己不是干这些活儿的料，但又无法拒绝小伙伴们的盛情邀请，也要体验一下去厂里打工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去县城长一下见识，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吧。
到了厂里，简单地办了一下手续，管理人员把厂规厂纪向大家反复读了几遍。要求大家要爱护公物，不得随便损坏公物，不得随便吃蜜枣和生枣。更不得把枣子之类的公家财产私下带回家，违者以偷窃论。听了管理人员一场严肃的讲话，知道这公家财物不能随便乱碰，更不能带回家。
这个食品厂就是加工蜜枣，也就是把生枣用白糖加工成带糖的枣子。工序比较简单，生产车间也很简陋，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原料就是枣子和白糖，用柴火高温加工而成。冷却后把它捞出来，再通过人工手段，把它制成带糖的蜜枣。
其实我们县的很多村，包括我们村在70年代盛产长枣。附近的山头上满是枣树，每年夏天，这漫山遍野的山上结满了青青的枣子，特别是到了夏末秋初，染成红红的一片煞是好看。
而且红枣果肉甜美、多汁，吃不完可以晒成干，随时可以享用，还可以做温补的大枣汤。而这些尚未完全成熟的枣子摘下来就被各食品厂收购，制作蜜枣销售到广东等地，且价格不菲，销路极畅。
就这样，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到了县城一个食品厂，领取了出锅的枣子和简陋的工具。看到身边的姐姐们心灵手巧，用两只手按了按，立马变成了一个似船型的样子，这样一颗一颗地刮出来，就叫“刮蜜枣”。
看似很容易的操作，可在我手上似千斤担一样，让我感觉极度不适应。她们一遍遍地教我，我也一遍一遍地虚心地学习，可在我手上这蜜枣不知怎么就刮成了怪物一样的东西。
这活其实很简单，也不用很复杂的操作，只用两只手按刮即可。可在我手上却无法刮出满意的结果来，一颗颗蜜枣在我手里却成了变形金刚。千奇百怪，什么样的形状都有，却没有一颗符合标准的蜜枣式样。
我急得满头大汗，而又手足无措，有劲使不出来。看看身边的小姐姐们，蜜枣在她们的手里刮的形状简直像同一个机器产出来的一样标准。力度、形状都恰到好处，自然经她们的手刮出来的蜜枣又好看又标准，简直是完美的艺术品。
对比一下我刮的蜜枣，一颗颗像一个个不同的丑八怪，被人指指点点，还有人看着我的作品偷偷地抿着嘴傻笑。我知道她们笑我毛手毛脚，然后，她们哪里知道，我身边的这堆变形金刚也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了，我已经尽心竭力了。
这样折腾半天下来，大家早已精疲力竭了，等到快下班的时间，大家都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送到检验员那里验收。一般都能给个一等二等产品，即使最差也能给一个三等品，而不至于给一个不合格的差评。
当我的劳动成果送到验收人员手中，我看那女人先是用手遮着鼻子冷笑，好像遇到了什么让她难堪的东西，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继而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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