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1章 百年盛世延 (第3/3页)
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李瑾“格物致用”的思想，虽然未能撼动经学的正统地位，但其注重实证、讲求实效的精神，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部分士大夫和工匠，为接下来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开元后期至天宝初年（742-755年左右），盛世的惯性延续与隐患暗生。
任何盛世都不可能永远直线上升。开元后期，在极盛的表面下，一些李瑾时代未能根除、甚至在其高效集权体制下被暂时掩盖或延缓的固有矛盾，开始逐渐显现。
土地兼并随着经济繁荣和商业发展而加剧，均田制虽早已不存，但两税法下以资产为宗的征税方式，在具体执行中，地方豪强与官吏勾结，瞒产漏税、转嫁负担的现象日益严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基层民众负担加重。府兵制在长期和平和土地兼并冲击下，败坏速度加快，尽管募兵制已成为主力，但边镇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隐患（即“藩镇”问题）开始萌芽。玄宗晚年，渐生骄奢之心，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相，朝政渐趋腐败，对杨贵妃家族的宠幸也耗费巨大。庞大的官僚体系本身也滋生出惰性和腐败。
然而，即使在这些问题开始浮现的时候，大唐帝国依然保持着惊人的体量与韧性。其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军事力量、文化影响力，依然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 长安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最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使节、商人、僧侣、留学生。帝国的制度框架，尽管出现磨损，但基本结构依然稳固，官僚机器的运转尚未失灵。社会虽然存在不公，但尚未出现大规模动荡。边疆节度使虽权势日重，但中枢权威依然能够有效掌控。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遗产”，仍在发挥作用。《盛世宪章》的权威性虽因皇帝怠政和权相弄权而有所削弱，但远未被公然践踏，其框架仍在约束着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科举制度依然在为帝国输送着源源不断的人才，尽管其中开始出现朋·党。格物院虽不复李瑾时代的辉煌，但其积累的技术和培养的人才，仍在工部、将作监、军器监等部门发挥着作用。海外贸易网络依然畅通，带来财富和新鲜事物。社会整体上依然保持着一种自信、开放、进取的心态。
从神龙二年（706年）到天宝初年（约745年），整整四十年间，大唐帝国在李瑾和武则天打造的强大基础上，不仅没有迅速衰落，反而迎来了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的“后永贞盛世”，其时间跨度之长、发展水平之高、社会之稳定、文化之灿烂、国际声望之隆，都达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又一个高峰，并且明显延长了盛世的周期。
梁山侧畔，青冢无言。但帝国大地上，那车水马龙的驿道，那帆樯如林的港口，那弦歌不绝的梨园，那书声琅琅的学堂，那金戈铁马的边关，那“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富足，那“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繁盛，那“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开放……无不是对他们那个开创时代，最持久、也最恢宏的致敬。
一个时代的开创者已然长眠，但他们点燃的火焰，并未立刻熄灭，而是持续燃烧，照亮了其后近百年的漫长道路，将大唐的荣耀，推向了更加璀璨、也更加厚重的巅峰。这，或许是历史对他们那惊世骇俗的功业，最为慷慨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