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7章 后人论先贤 (第1/3页)
显德十一年（注：此为架空年号，约当公元11世纪末），洛阳，集贤书院。
时值深秋，院中两株千年银杏树金黄灿烂，落叶铺满青石径，仿佛为这座帝国最高学术殿堂披上了辉煌的袈裟。然而，比这自然景致更引人瞩目的，是书院“稽古阁”内正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阁内高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匾额，下方长案周围，数十位当世知名的史学家、经学家、政论家正襟危坐，气氛却如同战场。空气中弥漫着陈年书卷、新墨与清茶的气息，但更浓烈的，是思想的交锋与话语的锋芒。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每十年一度的“天宝-神龙历史学研讨会”特别专场，今年的议题是——“再论则天大圣皇后与文正贞公：三百年后的功过与遗产”。自李瑾与武则天逝世，已过去三百余载。大唐帝国经历了开元盛世巅峰、天宝年间全球扩张的“唐治世”（Pax Sinica）、中期的“元和中兴”，以及近几十年来在“君主与士大夫共治”框架下的平稳发展。三百年的时光，足以让激情沉淀为史料，让传奇固化为典故，也让后世学者得以隔着足够的历史距离，重新审视那对深刻塑造了帝国乃至世界走向的传奇人物。
主持这场辩论的，是年高德劭的史馆修撰、集贤院大学士郑覃，年过七旬，须发皆白，目光却依旧锐利。他轻咳一声，压下阁内的低声议论，缓缓开口：“诸公，今日之会，非为定论，乃为求真。贞公与天后，去今已远，然其制、其法、其思、其行，仍如日月悬空，光照我朝，亦映及四夷。功耶？过耶？开创耶？变乱耶？诸家但可畅所欲言，以史料为基，以逻辑为绳，唯真理是求。”
话音刚落，一位面容清癯、目光炯炯的中年学者便率先起身。他是“新法派”史学的代表人物，著作郎柳宗元（此柳宗元为同名架空人物，非历史真实人物）。此派深受李瑾“格物致用”、“因时变法”思想影响，推崇理性、实证与进步史观。
“郑公，诸位同僚，”柳宗元声音清朗，“窃以为，论贞公与天后之功，首在‘破立’二字。破数百年门阀之痼疾，立科举取士、文法吏治之新基，此一也；破‘天子私天下’之旧念，立《盛世宪章》分权制衡、依法治国之框架，此二也；破‘重道轻器’之虚谈，立格物实学、工商皆本之国策，此三也；更不必说，天后以女子之身，践九五之位，破‘牝鸡司晨’之千年桎梏，其象征意义，尤为深远！此等破旧立新，非大智慧、大魄力、大担当者不可为。若无二位擎天巨擘，焉有我朝三百年煌煌盛世，焉有‘天下秩序’之恢弘格局？后世史家，或拘于儒家伦常，苛责天后以女临朝；或囿于传统义利之辨，讥讽贞公重法尚利。殊不知，时移世易，法亦当变。若无当年雷霆手段，革故鼎新，恐我大唐早如前隋，二世而斩，岂有后来之绵长国祚、远迈汉周之盛？”
柳宗元言辞犀利，引经据典，又辅以详实的经济数据、人口增长、疆域变迁图表，力证李武时代改革带来的长远红利。不少年轻学者频频点头。
“柳著作高论，然则未免过于乐观，只见其利，未察其弊。”一个沉稳而略带讥诮的声音响起。起身反驳的是“礼制派”大儒，国子监司业孔纬。此派强调儒家传统伦理、礼乐教化与祖宗成法，对李武时期的一些“激进”变革始终抱有疑虑。“破旧立新，固然需有担当。然则，破而后，是否立得稳、立得正？《盛世宪章》固然限制了君权，然则相权坐大、文官集团尾大不掉，以致后来藩镇之祸虽平，朝堂党争却愈演愈烈，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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