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暗流 (第1/3页)
1881年9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秋天再次降临的时候,维也纳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
不是暴风雨前的那种闷热,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从地底下渗出来的凉意。人们在街上走路的脚步比以往更快,说话的声音比以往更低,连街角卖栗子的老头的吆喝声都比去年短了几分。没有人说得清这种不安从何而来——也许是从报纸上那些越来越激烈的文章里,也许是从工厂区越来越频繁的罢工里,也许是从帝国边境上那些越来越响的枪声里。
伊洛娜的第十四篇报道发表了。《工人的孩子》。她写了那些在街上流浪的孩子,写了他们怎么偷东西、怎么打架、怎么被警察抓。她写道:“一个孩子偷了一个面包,被判了三天。一个工厂主偷了工人的工资,被判了六个月。公平吗?”
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警察总局换了人查她的案子。赫尔佐格被调走了——不是降职,是平调,从稽查处处长调到了档案室主任。明升暗降,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赫尔佐格在离开之前,给伊洛娜打了一个电话。
“拉科齐小姐,我被调走了。新来的人叫布伦纳,是个硬骨头。他不收钱,不讲情面,只认法律。”
“那他会查我吗?”
“会。因为法律上,你确实有‘煽动’的嫌疑。你的文章里写了‘工人应该组织起来’,这句话可以被解释为煽动。”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拉科齐小姐,”赫尔佐格说,“我不是劝你停。我是劝你小心。布伦纳不会收买,不会威胁,但他会用法律一步一步地逼你。你今天写‘组织’,他不管;明天写‘抗议’,他不管;后天写‘反抗’,他就来了。”
“我写的不是‘反抗’。我写的是‘活着’。”
“法律不认‘活着’。法律认字。”
赫尔佐格挂了电话。伊洛娜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暮色。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她拿起笔,继续写。
第十五篇。她写的是工人夜校。她写道:“工人不是野兽。工人是人。他们需要教育。帝国不给他们,他们就自己给自己。”
她没有写“组织”,没有写“抗议”,没有写“反抗”。她写“教育”。
教育,法律管不着。
的里雅斯特,炮台。
九月中旬,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克罗地亚的信。信是马蒂奇写来的,字迹比以前更抖了:
“莱奥:
我种了三年土豆。第一年,收成不好,土豆太小。第二年,大了一点。第三年,像样了。我妹妹说,可以拿去卖了。
我老了。胳膊疼得更厉害了。有时候晚上疼得睡不着。但白天还能下地。
你们还好吗?保罗的飞机飞多远了?施密特还胖吗?雅各布的咖啡还是那么难喝吗?
我很好。不用来看我。
马蒂奇”
莱奥把信给施密特看了。施密特读完,沉默了很久。
“他老了。”施密特说。
“谁都会老。”
“他只有一只手。”
“一只手也能种土豆。他种了三年,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施密特看着海面。“莱奥,等我有假了,我真的要去看他。”
“一起去。”
他们站在围墙上,看着远处的渔船。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施密特,”莱奥说,“你说,帝国还能撑多久?”
“不知道。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明天。”
“为什么是明天?”
“因为明天可能打仗。一打仗,帝国就散了。”
莱奥沉默了。他看着海面,看着那些在波浪中起伏的渔船。
“施密特,”他说,“如果帝国散了,你去哪?”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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