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0大明乌托邦 (第3/3页)
利用自身的条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一种超越现存制度束缚的乌托邦。
但是，聚和堂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后让他幡然悔悟。
在他流放贵州时，幸亏好友时任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师爷程学颜出手相助，说动胡宗宪行文贵州以参赞军务的名义要人，才免除了刑罚，何心隐也因此去了浙江投入胡宗宪门下为其幕僚。
他进了胡宗宪的幕府任职，可胡宗宪和他聊过后，直接评价“这人没啥用“，认为他对国家百姓毫无价值。
遭到冷落后，何心隐十分郁闷。
于是，何心隐又离开了浙江去了京城游学。
其实，此时魏广德也在京城，只不过他一个落魄士人，而魏广德此时却是朝堂新贵，自然不可能混在一起。
当时正值严嵩当权，何心隐对严嵩的专权也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结交了嘉靖皇帝信任的道士蓝道行。
可以说，蓝道行愿意帮忙让嘉靖皇帝恶了严家，这何心隐也是有功劳的。
甚至有说法，徐阶推荐蓝道行给嘉靖皇帝，而蓝道行面对嘉靖帝很多话术都是何心隐所教。
而在蓝道行入狱后，何心隐就开始四处躲藏，逃避严家追捕。
在此过程中，他化名何心隐，此后一直都以此名行走，都是让人都忘记他本名梁汝元。
在严家倒台后，何心隐继续四处讲学，聚集不少信徒。
记录到最后，就是何心隐在湖广办求仁会馆和讲学，其中在讲学时公开放炮说“首相蔑伦擅权”，要求朝廷全面开放民间讲学，否则他就要入京驱逐张居正，以谢天下。
看到这里，魏广德总算明白张居正要除掉他的原因了。
别人讲学是嘴炮，褒贬时政就算了，他居然说要入京城对线张居正。
虽然何心隐还没有行动，但是有了这个心思，就让张居正寝食难安。
其实，魏广德很能理解张居正的困境。
不管如何，只要何心隐扯大旗上京城，张居正就已经算是输了，扼杀萌芽就是最好的办法。
正如张居正所说，何心隐死都死了，争也是无用。
不过，他倒是对何心隐早年搞出来的聚合堂很感兴趣，感觉颇有些乌托邦的意思。
乌托邦，中文理解可以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公众选举产生。
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这种思想是流行于十九世纪初期的西欧，著名代表人物为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罗伯特·欧文、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和夏尔·傅立叶，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
而何心隐建立的聚合堂，倒是满足这些条件。
这聚合堂由族人集资建立，设有学堂、医馆和手工作坊。
在这里，大家共同耕种土地，所有收入归集体所有。
这些钱款首先用于缴纳国家赋税，余下部分则由全体成员共享。
除满足基本需求外，遇到婚丧嫁娶或生活困难的社员，都由公共资金提供帮助。
聚和堂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治社区，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和按需分配。
只不过，当遇到地方官府正赋以外的加派时，何心隐就出格了，居然组织队伍公然反抗。
在何心隐的思想里，当时社会上那套君君臣臣的三纲五常，何心隐基本已经把它们丢进了垃圾堆，只剩下了朋友之义。
如果都不把礼教放在眼里了，那封建王朝立国的统治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就算他是解元，也被当时官府下狱流放贵州。
“善贷，此人很危险，是个大麻烦。
就算他是在狱中被人杖死又如何？
人证物证，你能找到，王巡抚想来也能。”
张居正收回纸笺时，嘴里不咸不淡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