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伦敦官场的阴阳话 (第2/3页)
是因为什么？”
兴许是帕麦斯顿从没有指望亚瑟会回答，所以他停顿了一阵后便自问自答道：“那是因为普鲁士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亚瑟愣了一下，有些摸不着头脑。
帕麦斯顿继续解释道：“大部分人会以为军队和游行队伍差不多，领头的一吹号一打鼓，后面的自然跟上。但很不幸的是，普鲁士人可不是我们不列颠人这样的‘守时民族’。公爵阁下的部队，从波尔多一路北上，补给紧张，但依然纪律严明，人员齐整。谁该在哪个连队、担多少口粮、晚上轮谁站岗，统统清清楚楚。再看普鲁士人呢？行军途中三天两头就有人开溜，我听说，有个骑兵连甚至直接自发解散了，据说是为了‘解救被掳掠的乡民’，结果最后有人在卢瓦尔河边发现他们几乎人人腰上挂着一只不知道从哪个村子里摸来肥鸡，一边唱着歌，一边醉醺醺地烤着火。”
帕麦斯顿接着说道：“当时威灵顿公爵就认为，个人掠夺是腐蚀法国军队的重要原因，今后也必将破坏普鲁士军队，直到今日，他的这个观点也没变过。当然，个人掠夺不仅仅是在基层士兵，中高层军官的掠夺虽然形式没有那么暴力，但却更具破坏性。因为当军官们能够自行征兵时，他们就会把军队变成了自己的私兵。今天要粮草的人明天就会得寸进尺地要钱，于是战争就变了味。
行军打仗成了唯利是图的投机事业，军官们的关注点从赢得荣誉变成了聚敛财富。威灵顿公爵治军严明，不允许军官自行征兵，而是必须向军需处提出自己的需求，然后由军需部就所需的文书战争部提出申请，而军需供给则必须通过民众所知的透明渠道配发下去的，由他们承认的权力机关操作。因此，对于民众来说，这种负担不像法兰西或普鲁士政府直接向民众施加压力或者由军官个人朝令夕改那样具有压迫感。
结果呢，虽然普鲁士军队和我们同样消耗国家的财力，但是民众唾弃前者而爱戴后者。至于在法国呢？在法国征收战争税的难度非常大，没有大笔钱款，每一笔财产都经过了细分。法兰西的贵族当然已经毁了，而那些家财万贯的新贵们则被拿破仑勒令毁家纾难、供给装备，拿破仑会下令一个人负责粮草，另一个负责鞋子，还有一个人负责裤子，把他们当成水蛭，允许他们吸饱血，然后再逼迫他们吐出来。”
说到这里，帕麦斯顿又绕了回来：“话说回来，亚瑟，你觉得哪种管理方式更好？”
亚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回道：“自然是前一种，因为我在苏格兰场的时候，也是按照与威灵顿公爵相同的方式进行管理的。”
“好吧。”帕麦斯顿轻轻将这篇揭过：“当年威灵顿公爵忙着在巴黎郊外演习的时候，你知道我去干什么了？”
“巴黎的生活并不难猜，我两年前在那里停留的时候，看到的是日夜不息的社交舞会和各种沙龙。”
“你说得没错，巴黎确实是个醉人的地方。”他顿了顿，像是从记忆深处捞出了什么：“可我那次去巴黎，可不是为了跳舞。那天晚饭的主角，并不是哪位漂亮的巴黎女伯爵，而是布列松先生。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亚瑟微微皱眉思索了一下，他在巴黎的时候为了起草《汉诺威宪法》中的警务管理条例，向使馆申请调阅了不少拿破仑帝政时期的资料，布列松这个名字在那些资料里可不是个稀罕物事。
“拿破仑帝政时期的巴黎警察局长？”
“正是。”帕麦斯顿点了点头：“那一晚，布列松请了几位我们在巴黎的朋友，包括我，还有两位荷兰人和一个瑞士银行家。我们坐在圣日耳曼的一家餐厅酒馆里，他就像个退休讲故事的神父，一边切着牛排，一边谈起拿破仑家族的种种家丑。”
帕麦斯顿继续说：“他说拿破仑很容易受家人影响，尤其是他的姐妹们。她们比各个部长更懂如何动摇他的意志，而他的兄弟们呢？愚蠢得可怜。波拿巴家族的帝国，是由一个天才支撑、却被一群短视之人所拖垮的巨塔。他说拿破仑的兄弟们大部分孱弱而愚蠢，而且他们被派往被征服的国家出任长官时，却都妄想自己是独立君主，而要想纠正他们的错误，则常常很困难。
比如说杰罗姆，当时他的脑袋上顶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冠冕时，据说这个小矮子在卡塞尔昂首阔步，向左右发号施令，仿佛他将永远坐在这个位子上，而当拿破仑的特使内尔文斯向他暗示皇帝的事情，他却以一种令人钦佩的威严回答说：‘我希望提醒你，我是皇帝的家人。’然而，内尔文斯的特殊任务就是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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