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二十章 狗男女北平落网，老谋子戛纳称雄 (第3/3页)
「怪不得，不然按他的尿性看到《寄生虫》早该登高一呼了！」路老板因为在欧洲的游说串联，根本没有关注过这一届的坎城影展，但提到「用魔法打败魔法」的策略，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这老左。「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小刘本就出於激烈的头脑风暴中，瞬间也迅速反应过来，因为这位老左以往也批评过他老公，言辞还相当尖锐。
戈达尔是怎么批评这位来自东大的电影大师的呢，说他的电影思潮配不上自己的国家……
並不是艺术性配不上，是政治性配不上，这从他这一次以近80岁的高龄报送的坎城参展影片名就可见一斑了（屏蔽词，见下图）。
这位法国的艺术片、政治片导演和已经去世的伯格曼一样，並不为大眾所知晓，但至少国人还是应该了解一下他，因为这老头是坚定的无產阶级老战士，放到上世纪30年代，他就是会背著行囊翻越庇里牛斯山脉、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与弗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的那类人。
戈达尔一生最崇拜的人都和国人类似，先是马，后是伟人，他终自己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以电影为武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態进行不懈批判。
譬如几个標誌性的口號：
问题不在於拍政治电影，而在於如何政治化地拍电影。
电影究竟是谁的语言？它为谁服务？我们又能否创造出一种真正属於人民、而非资本的电影？听听！多么熟悉！
他甚至从电影產业的生產关係出发，认为好莱坞式的製片厂制度是资本主义生產关係的缩影，在《快乐的知识》等作品中，他开始分析电影经济，將电影视为一种经济、感知和政治的结构。
其中生產者与消费者的关係决定了电影经验的形態，於是成立了声影製作社，倡导手工业式、小规模、低成本的製作与发行，试图在体制外建立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电影生產模式。
从1980年至今他的晚年，戈达尔还是像个老战士一样疯狂输出，他写了巨著《电影史》及后来的《电影社会主义》、《影像之书》等等，通过复杂的蒙太奇，將电影史、艺术史、战爭史、殖民史並置，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创造了一个精神空虚、视觉噪音充斥的世界。
一念至此，刘伊妃也就懂了老公为什么让自己或者《寄生虫》剧组去找戈达尔「递刀子」了，因为这部电影精准地回应了他一生追问的核心命题：
电影为谁发声，又揭露了什么？
《寄生虫》表面是类型片，內核却是一把刺向欧美社会结构的解剖刀，它讲述的不是某个恶人的故事，而是一套精心心设计、看似公平却让底层永远无法翻身的系统。
但为什么戈达尔完美符合「用魔法打破魔法」的人选，被路宽认为他可以对法国本土的《阿黛尔》支持势力造成压制呢？
因为除了意识形態的疯狂输出外，戈达尔的艺术理论和造诣也颇深，本身就是法国新浪潮的莫基人、活著的传奇。
这就是没系统性学过《西方艺术史》、《电影艺术史》的刘伊妃不大了解的了，她不能像精通中外艺术史的丈夫一样，隨手拈来地「以夷治夷」。
新浪潮就是被北电老学究、朱大珂等人奉为圭臬的批判工具，用来规训谢进、路宽这帮类型片导演的有力武器。
戈达尔与特吕弗、侯麦並称「新浪潮五虎將」，是这场顛覆世界电影史的美学革命中最激进、最具破坏性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面旗帜。
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朗格卢瓦有一句名言被全世界影迷熟知：
电影史可以分为「戈达尔之前」和「戈达尔之后」。
作家阿拉贡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艺术，就是戈达尔的艺术」。
这种地位放在玄幻里，就相当於正道开山鼻祖，辈分高到离谱，法力深不可测，脾气还臭得要命，看谁不顺眼就骂谁。
伯格曼是隱居的老祖，他就是在世的老狂人。
他骂史匹柏、骂好莱坞，整个西方电影界被他喷了个遍，却没人敢还嘴，因为他是戈达尔。当然，路宽也被骂了，这也是刘伊妃知道他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戈达尔恨其不爭，看他这个浓眉大眼的中国小伙，怎么也跟好莱坞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玩儿一块了，简直有负伟人的教诲。
拍的电影更是神神鬼鬼，《歷史的天空》他当然是最喜欢的，《塘山》里的军民救灾也颇受戈达尔的激赏，还有《球闪》里的林云自我观察、同归於尽。
除此之外，尽不堪入目。
特別是《山海图》在西方社会引起的那些乌烟瘴气的玩意儿，导致戈达尔去年就缺席了坎城，眼不见心不烦。
小刘想通了所有关节，不禁心里感嘆：
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但文化战爭贩子不但得有文化，还得心黑。
相比之下，自己简直像个新兵蛋子。
计划如期推进，刘伊妃不便直接出面，由《寄生虫》剧组安排了中韩两方的记者团队去採访了戈达尔，与问界关係颇佳的央六《中国电影之旅》记者打头阵，是最积极的。
他们没去戈达尔在瑞士罗尔的隱居地，而是在坎城当地一家他常去的老咖啡馆「偶遇」了这位戴著標誌性黑框眼镜、头髮花白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的老者。
记者小心翼翼地递上了《寄生虫》的详细资料和一份精简的剧情分析，重点標註了影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不公、阶级固化、以及「气味」这种无形壁垒的隱喻。
戈达尔起初有些不耐烦，但当他快速瀏览了几页，当即上套。
於是在回到住处看完了片方提供的这部电影之后，老战士再也按捺不住外溢的磅礴表达欲了，他开始频繁接受欧洲各大电影媒体的採访，也在坎城的官方场刊上进行辩论。
包括他精准的有关电影政治学的演说：
从《寄生虫》的空间隱喻一一半地下室的潮湿与山顶豪宅的阳光；
谈到声音设计如何区分阶级一一雨声对豪宅是情调，对地下室是灾难；
再猛烈抨击那些讚扬《阿黛尔》纯粹、伟大的评论是「资產阶级美学的陈词滥调」和「对电影政治维度的主动阉割」。
「他们懂什么电影史？」戈达尔在接受法国最大媒体《费加罗》的採访时冷笑，「他们还在用我和特吕弗六十年前用来反对优质电影的那套作者论、个人表达来评判今天的世界！」
「世界变了！敌人变得更加隱蔽，更加系统化！」他指著窗外影节宫的方向，「有些人还在沉迷於拍摄美丽的伤口，而不是去诊断製造伤口的病体！《寄生虫》至少尝试了诊断！」
支持《阿黛尔》的影评人和影迷们试图反驳，但他们立刻陷入了一个尷尬的境地：
他们发现自己赖以辩论的美学武器库，什么作者性、真实性、情感深度、电影纯粹性，这些理论基石的一部分，竟然就来自眼前这个正在猛烈抨击他们的老头子！
什么？
你在用我写的电影教科书的理论，来和我辩论？
小刘还很恶趣味地让记者引导老战士在央视《世界电影之旅》的採访中再一次批判了自己老公。记者採访他如何看待路宽的电影，特別是他那些在好莱坞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作品，镜头前的戈达尔点燃一支雪茄，烟雾繚绕中，表情显得既严肃又带著某种深沉的惋惜。
「他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矛盾体，一个证明了才华如何被体系收编、甚至自我收编的悲剧性案例。」「我看了他几乎所有作品，从早期的《爆裂鼓手》、《小偷家族》，到后来那些……嗯，声名显赫的大製作。」
戈达尔顿了顿，语气变得尖锐起来，「在《歷史的天空》里，你能看到一种属於人民的、集体的、民族性的激情，摄影机是谦卑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在《塘山》里，你能感受到一种近乎本能的、人与灾难、与同胞命运相连的朴素现实主义。这些时刻，他的摄影机是有道德的，它知道该看向哪里，该为什么而震颤。」
「最让我痛心的是，他明明拥有触及核心的潜力，拥有我们这一代人梦寐以求的资源和技术，本可以成为刺向这个影像消费时代心臟的匕首。却选择了成为它皇冠上最耀眼、也最驯服的一颗宝石。」「当摄影机变成印钞机，这就是最大的遗憾，而且路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走进那个金笼子的，这比单纯的妥协更让我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