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法家之辩 (第2/3页)
墨尘目光一凝，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
“其二，执行成本与错误成本。”云芷继续分析，“严刑意味着一旦错判，后果无法挽回（如错杀）。而维持一个能确保极高定罪准确率的司法系统，成本巨大。在我方现阶段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盲目推行严刑，错判概率大增，反而会破坏法之威信，甚至引发民变。”
“其三，法之目的偏离。”云芷直视墨尘，“法之终极目的，非为威慑而威慑，更非为惩罚而惩罚。法之核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整体运行秩序与效率。过于严酷的刑罚会制造恐惧，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生产与交流，从长远看，反而降低了秩序运行的效率。”
她顿了顿，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
“故，我建议：”
“一、法条需明晰化、成文化。 制定并颁布清晰、具体的律条，明文规定何种行为对应何种处罚，减少模糊空间和执法者的随意性。让民众清晰知晓行为边界，此本身即为一种有效威慑。”
“二、量刑需合理化、阶梯化。 刑罚需与罪行严重性相匹配。偷窃、伤人等需有明确且合理的量刑标准，而非一概重罚。重点在于‘罚当其罪’，而非‘以刑止刑’。”
“三、程序需严格化。 确立审案、取证、判决的标准流程，允许有限的申辩，避免屈打成招。虽不能完全杜绝错案，但可大幅降低。”
“四、强调补偿。 对于财产损害类案件，可强调罪犯对受害者的经济赔偿，此举既能弥补损失，又能让罪犯付出代价，而非单纯投入监狱消耗粮食。”
云芷的方案，同样强调法的权威和效率，但更注重法的理性、可预测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是一种更精细、更现代的法治思维。
墨尘彻底陷入了沉思。云芷的逻辑无懈可击，每一点都戳中了单纯“严刑峻法”的潜在弊端。他追求秩序，而云芷指出了一条更持久、更稳固的秩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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