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石河美食节（2） (第3/3页)
10集之后，便有点欲罢不能起来——为什么不早点看到这么燃、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呢！而沉睡已久的篮球梦也瞬间被激活，使我想要立刻动身去篮球场。
不过激动也只是这两三个小时而已，时间一到中午1点，我便关机去吃午饭。吃完午饭，回到宿舍，打开自己的电脑，便又沉浸在漫无目的地玩游戏、看电影、追剧的循环中了。
老王、老脏、老曹、波波四人出发去美食广场的时候，我还有几分艳羡和自我遗憾。想着他们比我多挣钱，虽然累了一点，但日子过得异常充实；而自己则毫无建树，只能窝在宿舍里虚度光阴，甚至不及王文彬陪赵雅娟上自习，来得有价值。
然而，当听老曹和波波吐槽女摊主的时候，我不仅不羡慕，反而有些同情他们的遭遇，并暗自庆幸自己“早走早解脱”了。
听波波讲，第四、第五天活更加不好干，顾客比之前少了很多，可他们的活并没有因此变少，甚至女摊主还让他们卖起了哈密瓜。哈密瓜在新疆很普遍，吸引力可想而知。
老曹善意提醒女摊主，不如卖点其他南方的水果，哈密瓜不合适。可女摊主仿佛没听见似的，依旧我行我素。直到第五天晚上6点左右，女摊主才回过来神来，眼看哈密瓜卖不出去，便开始和椰子联合搞促销。买两个椰子，送一个哈密瓜。一开始还行，但几个小时后，又没生意了；最后两小时，女摊主只好改成“买一送一”，但销量仍旧寥寥。
第六天开始，女摊主便开始更大力度的促销了，因为椰子还剩80多个，哈密瓜也有30多个。天气热，加上没有冷库储存，椰子连续放了6天，已经有点不太新鲜了；哈密瓜稍微好一点，但也远不如市场水果店卖的新鲜。
为此下午4点一开摊，女摊主就让以10元一个，15元两个的价格售卖椰子，哈密瓜则以5元两个进行售卖。如此一来，生意略有好转。女摊主承诺卖完便有奖金，否则只能干拿日工资，这让四人压力重重。而从第四天开始，因为销售不好，他们的工资被无故扣去10元，如今只能领到40元的日工资了。
第七天是美食节最后一天，整个美食广场的气氛有点不太一样了，各摊位开始主动打出优惠促销的牌子，然而顾客并未因此增加多少。因为整个石河市的人该来的基本都来过了，不感兴趣的，大概率也不会因为各种优惠就被吸引过来。
哈密瓜终于在开卖3小时后，处理干净了，而椰子则还剩下50多个。至晚上7点的时候，好不容易才卖了20多个。以为到了晚上能好点，结果卖到半夜11点，才刚跟下午的销量持平，这还是在“10元两个”的大力促销下实现的：15元两个卖起来都有点费劲，10元一个更是卖不动。到了凌晨12点，各摊位跟商量好似的，都开始统一大甩卖，各种优惠促销和打骨折甩卖的声音此起彼伏，吆喝声、叫喊声响成一片；甚至各摊主都坐不住，开始一边吆喝，一边沿途拦截顾客去了。
剩下一个小时，女摊主也坐镇椰子摊，时刻观察着局势。感觉不妙，便开始采取更为激进的促销举措，由10元2个，改为10元3个，甚至10元4个了。女摊主也知道椰子不新鲜了，卖出去就是赚，卖不出就砸手里了，能卖多少是多少吧。
至凌晨1点美食节结束的时候，很多摊位美食卖不完，甚至开始“以物易物”的交易，开始和临近摊位互相交换对方的美食。在广场管理员拿着喇叭反复促催收摊的情况下，整个美食节又延迟了40多分钟，才完全停息。
到关门的最后一刻，女摊主的椰子也没卖完，还剩下大半箱子，足有8个椰子。女摊主很遗憾，舍友们也很沮丧，因为眼看到手的奖金没有了。
这时，女摊主终于展示了自己的慷慨，除了40元工钱，每人还多给了15元奖金，并把剩下的椰子连同木箱子一起送给了四人。四人都挺开心，想着搬回宿舍，再给大家分了。一路上轮流抬箱子，仿佛是带着战利品得胜而归。几人有说有笑，既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
箱子太大，没办法通过宿舍铁门，便只好把椰子一个个拿出来；而门缝又太小，椰子塞不过去，只好挨个由人工从铁门顶部抱过去：一个人抱着椰子上到铁门顶部，另一个人在里面的地上接应，上面的人再把椰子扔下来。如此往复。
折腾了20多分钟，四人才合力将椰子全部运到宿舍楼里面。待四人都翻过铁门之后，便一人抱着两支椰子慢慢往二单元走。
他们在铁门处折腾的这些时间，不可能不被旁边门卫室的宿管阿姨听到。期间，灯亮了一次，但过了半分钟又熄灭了——宿管阿姨没有出来，也许是懒得管，也许是觉得一出来人就跑光了，还不如蒙头继续睡觉。
四人推开宿舍门，免不了又是一阵喧闹。我和王文彬的睡眠又被打断，不过好在十几分钟后又续上了。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大家陆续起床了。不等去吃午饭，我们6人就把椰子每人一个分了。多出来的两个则分给了对门宿舍：老曹给了孙轩一个，另一个让其他人分了。
因为没有工具，大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6个椰子挨个凿开，结果吸管一插一喝，脸色立马大变：椰汁竟然发酸发臭了！6个椰子当中，只有波波和王文彬的稍微能喝，其余四人的椰子全都坏掉了。
老王跑到对门宿舍，问椰子能不能喝，结果两个当中也中招一个。这不免让老曹以及其余三人尴尬万分：昨天费半天劲儿抬回来，竟然有一多半是坏的！
原本还从心里感激女摊主，这下正相反，反而开始诅咒女摊主了。冷静下来想想，椰子放了这么久，加上这箱椰子被放在最底层，闷也闷坏了。只怪他们没有经验，否则，当场就应该凿开喝了，或者干脆谢绝女摊主的好意。
美食节圆满结束后，七天国庆长假也随之落幕，我们又回归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因为时间短，打工挣的钱很不经花。我和王文彬最少，每人只有110元（扣除第一晚买的酸辣粉和水果茶，我只剩80元）。每天只吃食堂还好，一旦想买点想吃好喝的，不用3天就花完了。王文彬手里存不下钱，有赵雅娟更是花销大。加上他也爱面子，110元钱，不到两天就花完了。
其余四人每人挣了335元，比我和王文彬多不少，但架不住大家都有“随挣随花”的念头。尤其是老脏，为了哄王舒瑶开心，以及和各种狐朋狗友搞好关系，300多元也只是洒洒水，一两顿顿饭的工夫就消耗完了。老王和老曹比较节省，1星期才花完；波波最省，半个月后竟还剩100元。
我挣的少，即便再节省，到月底李叔照例给我下个月50元生活费时，也只勉强剩下5元了。
暑期结束后，我们已不知不觉进入最后一年的学习时光，即大三。
大三的课程已不如之前多，每周课程很有限，但课程分布很不均匀，有时候一天3节课，有时候一天只有1节；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晚上。因为课程变少，教室也不再跟大一大二一样过于随机，而是基本固定在几个教室之间。不过因为每天的课程安排不固定，因此，课表仍是必不可少的提醒。
新学期一开始，大家上课都还算积极，虽然教室里坐的人东倒西歪，认真听课的没几个，但只要人出现，便是对老师教学的最大支持。然而，这种情形往往持续不了多久，一个月后，逃课缺勤、早退的情况便经常发生了。
有些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老师则会通过点名去约束大家（点名记作平时成绩），但不是每次都点名，而且点名有时放在上课开头，有时放在课程结尾。有些侥幸的同学，满不在乎，赌今天老师不点名或让别人代替喊“到”——当然，不是每次都能得逞；有些不愿平时成绩丢分的同学，就老老实实随堂上课，用趴着睡觉或台下做小动作来消磨时光。
一周有2-3次晚上上课的情况，而且基本都以专业英语为主。教英语的男老师很和善，基本不点名。因此，选择专业英语课逃课，成了众多逃课生的默契。有时候，面对不足三分之一的同学，男老师也会无奈地笑笑。但笑归笑，他从不以此向大家做“扣学分”的要挟，只是善意提醒大家：“平时不用功，考试很可能不及格。”
波波一直是学习的积极分子，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缺过课。然而，十一才过去两周，某天晚上上专业英语课时，波波的身影却“消失”了。下课回到宿舍，也不见他的踪迹，这使我大为惊异。晚上11点半时，才见波波回到宿舍。一问才知道，他最近找了一份在烧烤店做兼职的工作，每天从晚上5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管一顿晚饭；每月工资500元，按季度结工钱。
我和王文彬都挺羡慕，忙问波波烧烤店还招不招兼职。
第二天上工时，波波便把话带给烧烤店老板。老板很认可波波的干活态度，而且恰好赶上生意旺季，于是欣然同意。
第三天晚上有英语专业课，我和王文彬已经答应了波波，便双双决定逃课。
跟随波波走路近20分钟，到了烧烤店，跟老板打个照面，老板便安排一个女员工招呼我们先吃饭。此时不是饭店，但因为店里还不忙，便成了店里的默认规定。这一顿过后，至晚上11点，便再没有饭可以吃了。
我和王文彬不饿，不过考虑晚上要干到很晚，便强撑着，扒拉了一碗米饭。波波已经干了两周，跟烧烤店的员工基本都熟识了。招呼我们的女员工是专门负责点餐的一个小姑娘，个子不高，穿着很朴素，表情很腼腆。来烧烤店不久，只比波波早3天。
老板简单给我们两人做了分工，每人负责5桌客人，包括上菜、收拾餐桌垃圾等工作，王文彬负责1号-5号桌，我则负责6-10号桌。
我之前在初中同学那里卖过烧烤，按说这次轻车熟路，然而不知道是因为心里作祟，不想跟之前一样累，还是因为纠结学习的问题。对于老板的安排，我有些过于“想当然”了，即只要服务好这5个桌子就行，这几桌之外的客人，我只要“冷眼旁观”就行。
王文彬负责的5桌客人比较多，因此他走来走去的，显得很忙碌；而我负责的几桌，因为客人少，则显得很清闲。波波干的工作和我们差不多，但他的角色有点像总指挥兼总执行，是他的号桌，他上前；不是他的号桌，他也忙前忙后，各种指挥和帮忙。波波并不挑活，只要自己看到了，能干的尽量自己干，忙不过来的时候，才协调其他人干。
初来乍到，我记不住号桌的位置，波波便三番五次地提醒，并且眼疾手快，一边观察客人就餐情况，一边帮忙紧急收拾结账客人的桌子，以便新顾客来了之后，可以顺利上桌。
看着大家忙忙碌碌的，对比之下，我反而成了最闲的那个人。然而，烧烤店是不养闲人的，一个人干活积极不积极，老板看几眼就心里有数了。结果不到9点，波波便走到我跟前，悄悄跟我说：“你收拾一下，回学校吧。”
波波这么一说，我颇有点惊讶，忙问他怎么了。
“刚才老板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干活有点慢，明天可以不用来了。”波波颇有点歉意地笑笑说。
经他这么一解释，我算是明白了，这等于是直接把我解雇了。而更令人难堪的是，这才4小时不到。至于工钱，肯定是想都别想了。
“我走了，你俩好好干！”我故作轻松地对波波和王文彬说。
刚开始干活时，还在为“挣钱还是好好学习”而左右为难，如今不用再纠结了——自己只有好好学习一条路了。
不用再为逃课找借口，也不用再担心兼职挣钱而导致扣学分或考试挂科，我心里忽然松了一口气。这么想着，被辞退的难堪反而被终于解脱的轻松之感一扫而空。
回宿舍没多久，大约10点半的时候，王文彬也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因为连续上错菜3次，他也被老板辞退了，我不禁哈哈大笑——看来，我不再是唯一“丢脸”的人了。
我俩于同一天先后被辞退，多少会影响波波在老板心里的印象。因此，等波波回来的时候，我俩连说抱歉。但波波却笑笑表示：“没事。”
此后，我和王文彬继续上课、做自己的事情，而波波则继续在烧烤店打工。转眼间，波波已经干满2个月了。期间，波波也对我们发过几次牢骚，说顾客如何刁难，老板如何刻薄之类。但发泄完之后，第二天晚上照旧去干活。
据波波讲，之前那个女服务员只干了半个月就走了；后来又招了一个胖胖的女孩，干了一个月，嚷着要走。但老板嫌女孩干的时间短，不给结工钱。胖女孩不服气，就天天闹。老板怕影响生意，最后只好“破财消灾”。如今，已经来第三个女孩了，只干了一个星期，能干多久还不好说。
因为工资不高，经常为“上课还是经常逃课”而烦忧，再加上女服务员频繁离职的影响，波波也产生了“拍屁股走人”的念头。眼看再2周就到发工资的日子了，波波却突然爽约，没跟老板打任何招呼，就决定第二天不再去了。老板很惊讶，我和王文彬更为诧异，问他为何。波波却说，没什么，只是累了。
舍友都劝波波再熬2周，领完工资再走不迟，但波波却满不在乎，当时的表情和言语，像极了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侠客。
而这种所谓的“侠客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大学毕业后，我去北京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做化学试剂销售，月工资900元。当时那家总部位于苏州的企业来北京开拓市场，初步建立了北京办事处——所谓办事处，算上我也不过3个人：一个总部调来的销售经理、一个身兼多职的财务，以及一个刚大学毕业、初出茅庐的销售员——我。
起初，由销售经理带着我打电话开拓商机或实地拜访客户。2周后，销售经理回苏州，北京办事处便只剩下我和财务。
没了销售经理的监督，我以为工作能轻松一些，结果没想到，束缚感更重：除了每日下班后，要远程视频通话，向销售经理线上汇报工作进展，还要汇报第二天的计划，而且事无巨细，好似怕我编谎骗他似的。
试剂销售工作需要漫长的推进过程，尤其是新供应商的进入，更需要时间和搞关系，不可能每天都有新进展。但每天汇报同样的内容，销售经理肯定不满意，因此为了应付汇报，便会产生很多无效的沟通电话，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招致潜客的厌烦。加上刚刚脱离集体生活不久，一个人在附近租房难免有孤独之感。双重压力之下，我便有了离职的念头。
管财务的女孩比我大不了几岁，刚工作没几年，便好心劝我先别跟领导提离职，等领完上月工资再提。按照日子算，其时已经刚好工作了1个月，公司规定每月15日发上个月的工资，这意味我还得坚持2周。表哥也劝我再坚持一下，不要太冲动。
若是销售经理不天天盯进度，我还能坚持，可一想到每天都要应付汇报，我便异常心累且心烦。于是第二天一上班，就没听各方的劝告，主动跟销售经理提离职了。离职交接异常顺利，把资料整理一下，发到销售经理的邮件，当天中午就拍屁股走人了。
表哥听说了我的辞职，颇为我感到遗憾，觉得我太鲁莽，并且预感我的工资悬了。可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觉得公司不会拖欠工资。虽然才试用1个月，但北京是天子脚下，企业不会知法犯法。并且转念一想，即便不发工资，也无所谓，我不在乎！
刚离职时，销售经理还说帮我争取一下工资；可一个月后再问，已经遗憾地表示，考虑到公司的投入，领导层决定不给我发工资了。我虽然异常气愤，并各种诅咒公司和销售经理，但也于事无补了。
那一刻，我才开始为当初的鲁莽决定而感到后悔：虽然900元在北京不算多，但对刚毕业的自己来说，却是一笔还算可观的应得收入。
如今想来，只怪自己当时太年轻气盛，没有意识到金钱对自己的重要性，更没有为自己应得的权益去争取。
石河美食节过后，因为急于打工挣钱，我对采访完全失去了兴趣，借着百团纳新的机会，向校报记者团周老师提出了辞呈。周老师稍作挽留，但并不勉强，因为大三、大四离开校报记者团很正常，周老师已经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