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奥运来了（1） (第1/3页)
2008年1月底，我坐火车回老家过春节。
路途遥远，时间漫长，但因为同车厢都是石大学生，尽管彼此不认识，但对打牌却有相同的兴趣，因此，一路上也便没有那么难熬。
对于假期想回家的学生，学校统一给安排订票，但因为车票订得比较晚，往往要到农历二十七八，而放假要早上一周左右。等不及的同学，便自行购票，提早回老家了。归乡心切可以理解，但春运期间，想要买到一张合适的火车票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是学生，却仍要跟许多回乡过年的农民工或打工人争抢座位。因为座位和车次有限，因此，不少同学只能买到无座的站票（学校订票基本以硬座为主），即便如此，很多人也不愿意多等几天。
不同于大学的第一个春节，今年春节，我已经不像当初那么急迫。大学后，我意识到老家从此是父母的了，而我终将独立门户，或早或晚而已。然而令我困惑的是，自己尚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会在哪里扎根，以及在哪里发芽。
春节习俗年年如旧，照例是贴春联、包饺子、做年夜饭，然后挨家挨户拜年。耳畔爆竹声声，好不热闹。然而，儿时的欢乐早已不知所踪。上大学后，可以走动的同学异常稀少：不是玩不到一起，便是各有各的事情。一个人的春节，甚至无聊。在老家熬到初五，我便想念并盼望着早日回学校了。
选择春节期间留校的学生，学校会按人头给600元现金补助，不过有名额限制。为了拿补助，陈芳和其他几名同学留在了石大过年。放假时，陈芳怂恿我一起留校，我犹豫了两天，终于没有应允。如今，想到老家的无趣，反而后悔起来。
老家的时光过得异常缓慢，而回到石大后，日子又过得潦草而迅疾。不经意间，季节便略过春暖花开，直奔欣欣向荣的6月天了。
2008年8月8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中国，这个古老又年轻的东方大国，聚焦北京这座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文明古都——这一天，是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开幕日。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及相关人员，更有无数的体育爱好者从全球各地赶来，只为一睹赛场上奥运健儿的风采。
而在此之前的6月19日这一天，奥运圣火传递也如约来到中国境内唯一一座军垦城市-“戈壁明珠”石河。
这对全市来说，是一件极其荣耀且自豪的事情，学校也“大开盛恩”，宣布放一天假。那些渴望见证这一历史事件的同学，为此激动不易。
火炬传递的路线，设在位于市区东侧的世纪公园，沿路向西，经过石河大学、军垦博物馆、艾青诗歌馆等，终点设在绿心公园，总长度约10公里。共有104名火炬手，其中，本市的火炬手有45名。
世纪公园占地50多公顷，分两期建成（我上大学时，仅完成一期工程），东与经济技术开发区毗邻，西与市中心的绿心公园遥相呼应。世纪公园以“绿色”为特点，并且突出水景，设计布置了大量绿地、水带、小品、花卉等。
火炬传递9点半开始，早上9点不到，我跟波波和王文彬，跑去中区南门街上看热闹。
结果到了才发现，道路两边拉着长长的警戒线，警戒线后面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大家热情洋溢，手里摇着小红旗和奥运五环小白旗，不少人的脸上、胳膊上还贴着五星红旗贴纸，兴奋地四处张望。前面人头太多，后排根本看不清楚，我们便试着往前排挪。发现挪动两步十分困难，最后只好作罢，就近找个位置站定。
手里没有氛围道具，总觉得不合时宜，于是王文彬好奇地问旁边一个女孩：“同学，你的小旗子和贴纸哪里弄的？”
“志愿者给的，就是戴帽子那个。”女同学左右眺望一下，然后用手指着不远处一个带红白相间、奥运五环帽子的男志愿者。
谢过女生之后，王文彬努力拨开人群，挤到志愿者跟前，问他还有没有多余的旗子和贴纸。
“有的。你要几个？”
“给我3个小红旗，3个奥运五环旗，以及7-8个贴纸吧。”男志愿者随即从随身带的手提袋里，拿出王文彬需要的物品以及对应的数量，接着便给其他人分发去了。
王文彬谢过志愿者，艰难地退回到我和波波跟前。
他让我俩挑，于是我俩便各拿了一面红旗+一面五环旗，每个人又各在一侧脸上贴了红旗贴，双手的手背上则贴了一张五环贴纸、一张红旗贴纸。装扮好之后，我们三人便迅速融入人群中，成为上万围观群众中的一员了。
9点半，随着世纪公园2008只和平鸽腾空而起，火炬传递便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火炬手擎着火炬，沿着既定路线，开始缓缓地跑动起来。
整个火炬传递大约需要2小时，学校所在的路段属于中间靠后，这意味着10点半以后，我们才能看到奥运火炬手的身影。
此时道路封闭着，马路中间除了应急车辆和维护治安的武警车辆，基本没有其他车辆。武警及奥运志愿者面向人群，一字排开站着，与人群中间隔着3、4米远的距离。往日热闹的车水马龙，这时候全都静止着，等待的时间似乎也变得漫长起来。
百无聊赖中，人群开始闲聊，主题离不开奥运。比如，相互预测一下今年哪个国家的奖牌最多；作为东道主，中国能拿多少块金牌；中国都有哪些运动员参加，刘翔会不会再次拿下110栏冠军，并打破上一届雅典奥运会12秒91的纪录等等。聊开了，甚至吸引到旁人一起加入讨论。聊到兴奋处，时间便也不知不觉过去了。
等到10点40左右，街道两旁忽然热闹起来，从东向西，如波浪般传来阵阵欢呼声和掌声。我们三人掂着脚尖，顺着人群往东边瞧。结果在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下，根本啥也看不到。等了约莫10分钟，才渐渐从人群的缝隙间，看到一个身穿红白相间短袖T恤+短裤奥运套服及红白相间奥运五环跑鞋，手里举着一束象征着奥运圣火的火炬手，缓缓由东向西跑来。
火炬手是个短发中年男人，头发略灰白，但精神状态很好。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身穿深蓝色套装的伴跑者。火炬手前面是一台摄影摄像车，后面则跟着一辆安保车，安保车后面是救援车。
火炬手跑得很慢，一边微笑，一边向道路两边的群众挥手致意。人群也挥舞着手里的小旗子，并以欢呼声和掌声作为回应。
石大中区东西长度大约有1.5公里，从世纪公园到中区南门的时候，火炬手已经至少完成了60余次接力。中年男将火炬引燃给下一个年轻的、带着维族传统红色丝帽，扎着几个小马尾辫的维族女孩，火炬便开始了下一次接力。
距离火炬手距离远，加上人头晃来晃去，女孩的样貌看不清楚。但受到人群的感染，我们三人也莫名的异常兴奋，仿佛看了一场精彩的奥运比赛。等女孩跑过大门，渐渐消息在视野之后，人群仍旧久久不散，直到志愿者开始退场，路面开始逐步结束警戒之后，人群才逐渐散开。
我们三人都觉得意犹未尽，但架不住人群汹涌，被裹挟了，回了学校。
随着人群四散，空间变得开阔，我们三人终于能自由行走了。三人手里各拿着刚才的小旗子，我们都觉得新鲜有趣。这时我忽才想起自己买的相机，不禁为没带着去街上而感到惋惜。
既然错过了拍照，趁我们还在兴头上，拍几张自娱自乐也不错！于是，趁波波和王文彬还没玩坏和玩烦小旗子及贴纸，我便冲回宿舍拿相机去了。
回到宿舍，见老王和老曹在宿舍里抽烟聊天，老脏则不知道跑哪里瞎混去了。我很兴奋地跟他俩讲了去看火炬传递的经过，但两人似乎兴趣不大，只是“哦”了一声，算是做了回应。
拿上相机，我询问他们是否想去楼下拍照，我们有奥运小旗子和贴纸。结果俩人依旧兴趣不大，我便自顾自地抱着相机跑下楼去。
找个凉快的地方，我们三人摆开各种姿势拍照。一会搞怪，一会威武，一会兴奋，一会癫狂，直到把小旗子和贴纸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途中，我们在图书馆前面看到一辆黑色的、外表崭新的奥迪汽车。便忍不住把它当做了拍摄道具，或依或靠，或踢或躺等，各种姿势做了个遍。直到一个西装革履、戴着墨镜，身宽体胖，表情严肃的中年人向这边走过来，我们才赶紧结束拍摄，逃也似地奔回了宿舍。
第三天是周六。近中午的时候，李叔打电话过来，询问我是否要去他家坐坐，并补充一句：“你范师兄也在。”
我中午无事可做，便挂上电话，沿着那条走过十余次、熟悉的路径，20多分钟后，便来到李叔租住的院落前。
跟范师兄和李叔打过照面，我们便坐在小院的阴凉处，摆上小酒和凉菜，边喝边聊起来，妙妙在旁边也“喵喵”地凑着热闹。
范师兄喜欢喝酒，李叔每次必陪着。我虽不胜酒力，在师兄的好意劝说下，也只好抿上几口。闲聊时，谈到周四的奥运火炬接力新闻。师兄因故未围观，但兴趣浓厚，并且谈到中国奥运健儿时，对刘翔颇为关注，猜测今年拿金牌的可能性很大。李叔则有点扫兴地说道：“奥运火炬接力有啥可看的，乌央乌央的全是人，还不如在家里看新闻直播呢。”
火炬接力后不久，我们便进入了紧张的期末考试周。考试结束后，7月中旬，又到了学校放暑假的时间。
波波和王文彬一放假便坐火车回去了，老王、老脏、老脏三位本地人，也跟着四散，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人还在犹豫：因为觉得老家热且无聊，便想在这边找个暑期工——采摘辣椒的活，今年不想做了。一来觉得太累，二来又担心发生类似去年的不愉快。做家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项。然而寻了几天，没找到合适的。就这样茫然无措地苦撑了几天，实在觉得无趣，便只好随大流，坐火车回了老家。
在家呆了2周左右，该问候的亲人问候了，该见的朋友也见了，该处理的事情也处理完了，便开始厌烦起来。
时光悠长，过于宁静和悠闲的日子，竟让我有点不适应，反而分外想念学校，那个热闹又新鲜的所在。于是，不等熬到暑假结束，征得父母的同意，我于7月底去了北京。
此去北京有两个目的：一来，提前感受将来就业的城市环境（我已下定决心毕业后，直接去北京工作）；二来，借以逃离老家庸长又无聊的时光。我打算在北京待到暑期结束，然后直接坐火车回学校。父母虽有不舍，但也理解我的决定。
去北京的火车是无座票，全程4个半小时，几乎站了一路，但我依然心情愉悦。
表哥去北京西站接的我。在找到打工机会之前，我便借住在表哥的租房里。
初到北京，我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恍惚：四处眼花缭乱，不辨方位。在表哥的带领下，我拉着行李箱，左突右拐。先是搭乘地铁，坐1站地，然后又换成其他地铁线路，中间换乘两三次，约莫1个半小时后，才从地下回到地面。出地铁后，我被眼前的无数高楼和车水马龙搞得一阵眩晕。之后随着表哥坐公交，5-6站过后，才在某个三层楼的小型商场下了车。
等我缓过神来，看一下时间，才发现从火车站到这里，已经整整2个小时了。
表哥带我先去一个地下超市买蔬菜，准备回去做饭。我这才意识到自从上火车起，除了喝几口水，自己一点东西没吃（虽然路上带了食物），这时确实有点饿了。
表哥在超市买了芹菜、茄子、猪肉、西红柿、鸡蛋、青椒等菜品，然后又买了***擀面。结完账，我们便出了超市。
超市门口，碰到一个推销护肤品的女人，说免费送产品。我心动了，便拿了一套。表哥见状，急忙从我手里抢过护肤品，还给女人，并拉着我迅速离开。
“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这种小便宜不能贪，万一是搞传销的呢。”表哥提醒我说。听此，我点点头。
沿着马路向右直行5分钟，便转入一个没有门禁的小区后门，来到一个拥有十余幢30多层楼高、没有明显特色的普通小区。前行一百米，左侧第二幢便是表哥租住的16号楼了。
从2单元坐电梯上到26楼，表哥便拿钥匙打开2608室的房门。门后是一个四面没有窗户的小客厅，不开灯的话，整个客厅全天都是黑黢黢的。这原是一个三室一厅两卫的房子，房东为了多收房租，将房间打了隔断——主卧和客厅面积大，被房东一分为二，做成了一套五室一厅两卫的群租房。客厅原本有窗户，结果被划给了租户的房间，而这个房间便是表哥租住的。
房间只有10平米左右，一张1.5米宽的单人床，再加一张小桌子，就几乎填满了。空间太小，表哥只好把衣服、箱子之类塞到床底下，再多的东西，就只好向房间外寻找存放空间——其他租户也有类似的想法，由此便导致本来就局促的小客厅更加局促。公共空间除了表哥的鞋架、衣架，还有其他人的鞋柜、置物架以及拖把、垃圾桶等杂物。整个客厅满满当当，走路要很小心，一不留神，就容易被绊到。
来之前，我以为表哥在北京过得不错；来之后才发现，表哥远比想象中艰苦。表哥的房租一个月500元，外加水电等租户均摊的费用，每月700元左右。700元不算贵，但对当时每月工资不过2000元的表哥来说，仅房租便占到三分之一，压力不小。原本想在表哥这里逍遥快活几天，看到表哥的现状，我不禁为自己的小心思而羞愧难当。
到北京那天是周六，恰好赶上表哥双休，他便主动邀我逛逛北京的旅游景点。吃完午饭，稍事歇息，我们便先去附近公园以及商场逛了逛；周日上午去了故宫，下午逛了北海公园。白天玩得很开心，但晚上回到家便有点难受了。
因为是群租，加上有两户还是夫妻同住，用厕所和做饭便成了问题，常常需要跟其他租户轮流上厕所、洗澡及做饭。时间上，各自也要岔开。
另外，晚上睡觉也有点不方便。表哥的床小，两个大男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加上天热，睡觉实在很难称得上舒服。窗户开着，但因为面积小，基本吹不进来什么风；表哥买的小台扇开到3档最大，整夜摇头吹着，也并不觉得凉爽。一夜翻来覆去，能热醒好几回。早上睁眼，直觉浑身酸疼。等表哥6点多钟匆匆忙忙起床上班去了，我才略感舒服一些。并且常常要再补觉3个多小时，才能一扫昨夜的困倦。
起初几天还能忍受，但时间越长，越觉得难受，再换位替表哥想一想，便更加不好意思长住。于是，趁工作日表哥上班，我便试着去找短期工或兼职之类。公开渠道一脸茫然，便想到联系亲戚或同学，看有没有何时的机会，顺便也找个新的住处，如果能免房租当然最好。
结果找了几天，还真被我撞到了。有个名叫谢超的初中同学，在北京丰台某处租了一个夜晚的饭店经营权，晚上卖羊肉串。夏天夜经济盛行，因为地理位置好，距离商务办公区和居民区都不远，谢超的生意十分红火，此时正是缺小工的时候，于是我自告奋勇，想要过去给他打工。
我跟谢超的关系一般，虽说同窗三年，但彼此走得不算近。
上学时，他话不多，且有点木讷，唯一的爱好就是刻石头，总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给人的感觉比较孤僻。因为不怎么爱学习，谢超的成绩经常在班里垫底。但与那些整日嘻嘻哈哈的差生比，他又算是异类，因此没什么朋友——至少在初中如此。
他知道自己不是上学的料，中学毕业后，便不顾家人劝阻，跑出来“子承父业”，做起了烤串的生意。
那几年，他们村跑到北京做烤串生意的人不少，去市场买菜或进肉时，总能碰上熟人。他先是跟着父母学做烤串，3年之后，便独自开店了。父母因为年纪大，生意也做够了，便回村养老，不再出来。
以谢超内向且孤僻的性格，我决然想不到他竟能做烤串生意。做生意常常需要和人打交道，而谢超竟然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不免使我对“性格内向不适合做生意”这个大家公认的看法，产生了极大怀疑。
我在电话里自报名字，谢超很快便记起来，并热情地与我寒暄。听说我想跟他做烤串小工，谢超起初只是一个劲地笑：“你都大学生了，怎么还愿意干这么辛苦的体力活呢？”
“别取笑我了，在校大学生而已，我现在还要家里花钱供大学，你都自食其力挣大钱了，我还羡慕你呢！”
“快打住吧，我这小本买卖，哪里算大生意呢！我觉得你还是适合找一个用脑的活，在我这里怕埋汰你了。”
“是不是不愿意用呀？”我听出了他的本意。
“不是不愿意用，是真的为你好，烤串没有你想得那么轻松。”谢超语重心长地说道。
说实话，我对烤串是否轻松确实没什么概念，但眼下谢超似乎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我不想就此放手。于是，只好继续跟谢超软磨硬泡。
“要不我先干一周试试，要真不行，你也不用勉强。”
谢超原本想婉拒，但碍于同学情谊，还是同意我先过去试试。我一面致谢，一面打包票说，保证好好干。
我之所以这么积极，一来是因为不想再麻烦表哥了，二来听说谢超给小工开3千的月工资，再加上管吃住，我很是动心。于是，等第二天周六一早，我便告别表哥，按照谢超的指引，背着双肩包，拉着行李箱，坐地铁，换公交，一路倒腾着，去了谢超所在的那片租住区。
那是一处筒子楼式的平房院落，只有一扇朝东开的大门，灰砖样式的平房一间挨着一间，一字从东排到西。一个大院约有10间房，每间房的月租仅有400元，房间的门口和窗户都朝向北面院落的墙壁。每个房间的面积不大，大约20平米，墙壁粉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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