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实习时光 (第2/3页)
“许老师您好，我是李明哲的同学，我叫苏阳。”走近了我才发现许老师有点面熟，好像在哪见过，却一时想不起来。
“噢，你就是苏阳啊！你好！”许老师微笑着和我握手。
“听李明哲说，你也在校报当过记者。”见我点点头，他接着说道，“基础的东西，你应该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我是跑社会新闻口的，这块对时效性要求比较高，要出稿快，并且也需要有新闻敏感性，需要勤跑多动。这个，你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我继续点头。
“你拍照咋样？”
“还行。”
“我们对拍照要求很高，很多时候，一张照片比一大段文字更有冲击力和说服力。”
“嗯，这个我知道，听师兄说，您拍照很厉害，还拿过奖，得多向您学习！”人们都爱听拍马屁的话，许老师也不例外，何况我说的也是实情。
“哪里，哪里。”许老师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这样吧，你今天跟我跑跑新闻，10点左右，我们去高速收费站做下采访。”
“好的，没问题！”没想到刚到实习地点，就要去参加实战，我不免有些紧张。不过，使我稍感安慰的是，入职竟然如此简单！自己准备的各种材料以及应对话术，全没了用武之地。
“你还没吃早饭吧？”见我手里提着包子和一杯豆浆，许老师关切地问道。
“没呢，来得匆忙。”我抱歉说。
“那赶紧吃饭吧，别凉了。来，我带你去茶水间，那里方便。”说着，许老师放下手中的茶杯，起身带我出了编辑部。向右走3米，便来到一个开放的茶水间。那里有饮水机、微波炉，还有一张靠墙的大桌子，桌子下面有5-6把椅子。此时茶水间没人。
“你就坐这里吃吧。吃完过去找我，我给你简单说下今天的采访内容。”
谢过许老师，待他回编辑部后，我便赶忙打开装包子的食品袋，见包子还有一丝热气，便赶忙就着有些温吞的豆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担心许老师等急了，不到5分钟，我就把5个包子连同豆浆一起囫囵吞枣地消灭了。
“许老师，我吃完了。”回到编辑部，我拿出随身带的一个手掌大小的笔记本和一只笔，准备随时记录许老师要说的话。
“是这样的。今天总共有两个采访，上午一个，下午还有一个。上午那个是在高速收费站，那里新上了一套监控抓拍设备，需要做下报道。下午那个是去石河人民法院，采访一位即将退休的女法官，对其个人事迹进行报道。”许老师停一下，见我奋笔如风，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继续说道，“这样吧，现场我做笔记为主，你也随时记着点，作为备份，免得我漏了某些重要信息。”看样子，许老师对我还是不太放心。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第一次合作，何况我记得也未必是许老师想要的。
“待会我们开车去吧。你会开车吗？”
“我不会，没学。”我尴尬地笑笑。大二时，班里有同学考驾照，800元包过。老脏和波波都报名，并顺利拿到驾照。我觉得没用，就没报名。没想到当初的不屑，此时竟成了自己的一个短板。
“没关系，那我开吧。”许老师说完，从桌子上拿起一沓报纸塞给我，“这是上周以及今天的报纸，你抽空可以翻看一下，找找感觉，顺便学习学习。”
这是一套8开大小的报纸，每份4-8张，8版-16版不等，栏目挺丰富，除了社会新闻、还有体育、经济、房产、文艺、体彩等栏目，另外还有不少广告页面——实际上除了A1-A6，其他版面基本都是广告。作为都市报，广告多可以理解，毕竟报社也要挣钱，只凭0.5元一份的报纸售价，每天不过几万份的销量，远不足以维持整个报社的正常运营。
都市报报社不大，约有50多名员工。人员平均工资不高，但是加起来，对报社的压力不小。
报社有广告部，其主要工作便是招商，跟编辑部是平行部门。新闻业务是报社的根基，但从报社经营的角度，报社领导明显更偏袒广告部。因为广告部能带来真金白银的广告收入，并且在全年的收入当中，基本占到了80-90%。领导的重视程度高，广告部的工资相对也高一些，除了日常工资，还有销售提成。而编辑部基本以死工资为主，这就导致大家采访的积极性并不高。假如记者采访的积极性不高，那必然影响报纸的销量和影响力。因此，在编辑部主任的争取下，报社于前年实行了绩效考核制度，有奖有惩，以提高大家工作的积极性。
奖励方面，设有月度奖、季度奖和年度奖，根据个人见刊情况，按月/季/年评出优秀员工，并给予对应等级的现金奖励：月度最高奖励5千，季度最高奖励8千，年度最高奖励1万5。
这对平均月工资只有3千的员工来说，犹如福报。政策一实施，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便高涨起来。报纸的质量和用户满意度也有了较大提高。然而好景不少，举措仅实行了半年，大家的积极性便备受打击。因为要想达成绩效奖励，门槛实在有点高。按照每月至少20次见刊，每人20%-30%的见刊率，平均每人每天至少要跑3-4个新闻，而且是整月无休，这很不合理。
见大家反对声音很大，今年年初，奖励机制进行了调整，目标调低了一半，这意味每人每天只要跑2-3个新闻即可（当然，仍旧是含了周末的时间）。这对不少记者来说，拿奖金就想对容易多了，比如许老师这种。
听李明哲讲，许老师是典型的工作狂，对新闻的敏感性异常高，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观察、思考和记录。他的文章观点也很独到，经常被编辑部主任夸。
今年2月份，许老师见刊达到25篇之多，源源超过了奖励的红线。因为表现出众，许老师拿到了编辑部唯一的一个5千元现金奖励，整个办公室都羡慕坏了。
因为对工作过于痴迷，许老师32岁了，还没有对象。以前经人介绍，谈过几个女朋友，但都因他爱工作胜过爱对方，最后全都无疾而终。如今，许老师虽然孑然一身，但轻松自在，活得自在洒脱。
时间差不多了，许老师便背起黑色双肩包，叫上我，一齐往停车场走去。
我们停在一辆白色的、外观很新的大众轿车前面，许老师不太熟练地用蓝牙钥匙打开车门，把背包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然后便坐到主驾，调整座椅位置。
“许老师，你这车还可以啊。”我坐到副驾，左右打量一下整洁且干净的内部空间。
“这是借同事的。”许老师笑笑说。
许老师提前查了路线，并默默记在心里，他嘱咐我系好安全带，一脚油门下去，车辆猛地一窜，便急速出了停车场。
马路上车多人多，许老师开得小心翼翼。速度不敢放开，仅维持在20-30公里/小时，待开出一段距离，道路变宽，人流和车辆变少之后，车子才缓慢提速，稳稳地向高速收费站驶去。
大约25分钟后，我们来到本次采访的目的地——石河高速收费站。
许老师把车停在路边的临时停靠区域，跟高速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便跨上双肩包，锁好车门，带我一起走进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所在的小院。
我们穿过小院，进到一个监控室，一个面带微笑、穿着深棕色西装的中年人便热情地向我们走来。
“陈记者是吧？你好，你好！”中年人热情地和许老师握手，我作为小跟班，也有幸被热情地握了下手。
“您是蔡主任吧？幸会，幸会！”许老师也热情地打招呼。
“听说您要来采访，领导安排我接待一下。小张，拿两瓶矿泉水！”蔡主任吩咐身边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只见他答应一声，便急匆匆出了小屋，稍倾便拿回来两瓶矿泉水，分别递给许老师和我。
“您太客气了！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下咱们新上的高速监控系统，顺便给咱们收费站做下宣传。”许老师拧开瓶盖喝一口，然后把水瓶插在背包的侧面口袋里，并从背包里拿出单反相机，挂在脖子上，然后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口袋大小的黑皮封面笔记本。
“好好，那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提出来。”蔡主任依旧笑容满面。
据蔡主任讲，这是一套新的道路监控系统，能够实现更精确、及时的路段监控和车辆抓拍。原来那套系统，因为购买时间早，设备老旧，不仅像素低，监控距离短，还没办法实时调取，导致很多违章或交通事故没有办法及时掌握和处理。新系统花费近百万，覆盖了下辖的十余个路段，摄像头高达30余个，整个系统耗时近3个月搭建完成，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保障了高速交通安全，更为公安部办案提供了有效支持。
介绍期间，蔡主任还让工作人员给我们做演示。许老师一边拍照，一边就一些细节进行深入了解。不如“监控摄像头的有效范围是多远？像素是多少？”“如果某个摄像头坏了或不工作了，怎么处理？”“录像能保存多长时间？”等等，许老师问得很细节。蔡主任知道的都一一作答，不知道的，就问下面的工作人员，或者电话咨询工程师。总之，没有半刻敷衍。
许老师边问边记录，而且拍照也不停，各个角度，各个细节，只要不涉密，他都不放过。虽然我也拿个小本子做记录，但就像“小透明”一样，因为有我没我，其实区别不大。
“谢谢蔡主任，我了解的差不多了。”大约半小时后，许老师收起笔，合上笔记本，并把相机放回背包里，笑着对蔡主任说。
“小苏，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喝上一口水，许老师冷不丁地扭头问我。
“我？暂时没有。”许老师这一问，令我猝不及防。原本在路上准备了几个问题，但基本都被许老师问完了。
“那，蔡主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回去赶紧写稿子，争取这两天把稿子交上去。”话毕，我们便和蔡主任握手告别。
“做记者嘛，就得多看多问，即便你觉得可能多余，但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他们可能更关心。”见我无精打采，又有些皱眉，像是猜透了我的心事一般，回去的路上，许老师一边开车，一边教导我说。
“嗯。”许老师这番话，的确打消了我对于采访中一些“多余问题”的疑虑。
“当然，虽然问的多，但不见得全都要写进报道里，还是要挑一些重点的去写。不过——”许老师清了清嗓子，“多问也没坏处，万一你觉得多余，编辑觉得有用呢。所以说，多问没有坏处；问少了，反而没地方补了——”
许老师说得在理，我连连点头。
“来之前，我其实准备了一些问题，不过都被您问过了。”我尴尬的一笑，不想让许老师觉得我什么都没准备。提前准备问题，是记者采访的基本要求，这点我是知道的。
“没事，准备了总比没准备好。”这时，许老师脸上露出一丝安慰。
这篇采访能不能见刊，许老师说了不算，一切还要看编辑部主任的意思。版面有限，每天新闻又多，总要挑一些主任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不过，不论大稿小稿，所花时间或长或短，每一次采访任务，许老师都认真对待，记笔记、拍照，样样不落，丝毫不敢懈怠；只要时间允许，他采访完一定第一时间编辑成稿，从不拖沓。这次也一样。
回到报社已经将近12点了。因为下午2点半还有一个采访，一回到编辑部，许老师把车钥匙还给同事，就抓紧时间写稿。我则帮忙做一些导照片、检查错别字等基础工作。尽管基础，但也让我感到自己还有价值。
下午1点半，许老师的稿子已经撰写并校对完毕——我帮忙挑出了一个错别字，2个标点符号问题。许老师调整完，便以邮件的形式把稿子发给编辑部主任，然后合上电脑，约我一起去附近的饭馆吃午饭。
匆匆吃完午饭，许老师带上采访装备，便约我一起坐公交去石河人民法院。
去法院中间需要倒一趟车，我们乘坐17路车，坐3站地下车，然后换乘3路车，再坐4站，下车前行200米，便来到人民法院门口。到法院门口的时候，刚好2点半。
本次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即将退休的名叫“日娜古丽”的女法官。担任主法官的20多年里，日娜古丽为人正直，不偏不倚，多次为弱势群体发声，赢得普通老百姓的一片赞誉。
许老师奉报社之命，前来对日娜古丽进行简单采访，同时对其个人事迹进行登报宣扬。
古丽法官和蔼可亲，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了解过她的判罚事迹之后，更加使人肃然起敬。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记者，并同样愿意为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勇敢发声的人，许老师也很激动。
访谈只有15分钟，许老师问得不多，更多是听古丽法官讲。许老师时不时地发表一下感叹和评价，但仍尽量保持克制。
这篇人物采访不会花去许老师多少笔墨，一来是篇幅限制，二来是内容限制。但回到报社后，只有500字左右的采访稿，许老师却花了近2个小时。对于尚在世的知名人物，字越少，往往越需要字斟句酌。既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这个度委实不好掌握。而读罢许老师的采访稿，我更加由衷佩服他的功力。
回到学校的时候，刚好赶上舍友们从石业实习回来。面对舍友们的一脸疲态，我在报社的实习还算充实，而且收获颇丰，这让我更加确信自己选择的正确性。
因为采访任务多，接下来的几天，我也没怎么清闲过。几乎每天都有1-2个采访，有时候去市区东路，有时候去市区西围；有时候去郊区，偶尔也会跑一下市辖的某某兵团。因为许老师没车，去远的地方采访多少有点辛苦，骑车、挤公交，更多时候是走路，打车时候都很少。交通实在不便的时候，才偶尔借一下同事的车开。
采访内容五花八门，拾金不昧的公交车司机、市劳工局开会、燃气公司收费不合理问题、邻里纠纷、子女遗产不均等等，可以说凡是社会新闻相关的，都跟许老师有关。
作为实习生，我起初只是作为采访“备份”，后来也渐渐承担了一部分记笔记和拍照的工作，甚至回到学校后，许老师还让我单独写采访稿。每次我都认真写了，但许老师从来不用，见刊的报道，几乎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这让我很有挫败感。不过，作者栏里，有“实习生：苏阳”几个字，倒让我有一些心理安慰——毕竟，自己确实付出了劳动，虽然成果里没有任何体现。
做记者难免遇到采访受挫，处处被黑脸的状况。有一次，遇到一个中年妇女各种不配合，甚至破口大骂，虽然没有针对我，而是针对许老师，但仍旧使我备受打击，且气愤不已。然而作为当事人，许老师却跟没事人一样，脸上毫无波澜，继续深入且耐心地和中年妇女沟通。
许老师说，这种情况，他经历多了，也早习惯了。不过有时候，他也免不了要发发牢骚，私底下发泄一下。毕竟，是人都难免有情绪，能做到当时不发火，许老师内心已经很强大了。
相较于打击，我对“被当作座上宾”更加向往，虽然这样的次数不多，但足以让我对记者行业产生无限美好的憧憬。
记得有一次，市劳动局开会，局长亲自招待我们，并让我们坐在第一排位置，且好吃好喝的招待。怕我们写稿不方便，会后还主动把演讲稿给到我们，送开车送我们回报社。
只是，这样的案例实在不多，以致随着采访越来越密集，对正常休息时间的叨扰越来越深，加之采访中的各种糟心事，导致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丝厌烦和退缩情绪。加之，跟许老师接触久了，他对报社领导的不满情绪，也多少会对我产生一些影响，以致使我对做一名报社记者产生了失望。
记得有几次，许老师交上去稿子，因为可能涉及广告客户的负面，报社领导怕对下个季度的广告收入产生影响，故而反复打回来让修改。后来许老师即便按要求修改了，报社领导仍旧迟迟不同意刊发，一直压着。压着压着，新闻时效性过了，舆论的声音淡了，见刊也便没意义了。
还有一些情况，也令许老师倍感无奈和愤慨。比如有次，许老师按照领导的要求做了采访，并且写了一篇很能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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